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我给我的朋友发送了一份假日问候：“如今时局不定，愿您在乱世一切安好。”现在我觉得有需要和世界分享这份讯息。在此之前我必须介绍我自己以及我的价值观。

我是一名 86 岁的匈牙利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为了美国公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了解到什么类型的政治体制占据主导地位是有多么重要。这种生活经验的形成是在 1944 年希特勒的德国占领匈牙利的时候。要不是我的父亲了解当时状况的严重性，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为家人以及许多其他犹太人安排了假身份。在他的帮助下，大多数人都幸存下来。

1947 年，我从当时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匈牙利逃到了英格兰。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我受到了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 的影响，并在谬误性和反身性这两大支柱之上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理念。我区分了两种政治体制类型：一种是人们选出领导者，领导者应该照顾选民的利益；另一种是统治者试图操纵臣民，以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在卡尔·波普尔的影响下，我把第一种社会称为开放的社会，把第二种社会称为封闭的社会。

这种分类过于简单。在历史长河中，政治体制的程度和变化也各有不同，从运作完善的模型到失败的国家，以及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许多不同级别的政府。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这两种体制类型的区别非常有用。我成为前者的积极倡导者，后者的反对者。

我发现，在历史上，当前的时代是非常痛苦的。开放社会正在陷入危机，而不同形式的封闭社会（从法西斯独裁主义到黑手党国家）正在崛起。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唯一的解释就是，当选的领导者未能达到选民的合法期望和渴望，而这种失败导致选民对现行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再抱有幻想。简单来说，许多人觉得精英团体窃取了他们的民主。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样致力于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原则。从那以后，世界的主要发展动向就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这一切是由倡导者所带领，他们声称全球化可以增加整体的财富。毕竟如果胜利者对失败者作出补偿，他们仍有盈余。

这种论点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胜利者，即使有的话，也很少对失败者作出补偿。但是潜在胜利者投入充足的资金去宣传他们所倡导的论点。对于坚信无拘无束的自由企业的人士或是我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胜利。因为金融资本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分，而在发展中世界里，很少有国家能够自行创造出足够的资本，因此全球化就像野火一样，遍地开花。金融资本可以自由地在全球转移，并且可以规避税收和监管。

全球化已经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全球化在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经济融合，但是也增加了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性。在发达世界里，得益主要归于金融资本的大型所有者，他们只占人口的不足百分之一。而缺乏再分配政策则是造成人们不满的主要原因，民主制度的反对者正是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但是也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尤其是在欧洲。

从一开始我就是欧盟的积极支持者。我把欧盟看作是开放社会理念的体现：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这些国家愿意牺牲自己主权的一部分来实现共同利益。最初，欧盟可以被看作是波普尔称为“零星社会工程”的大胆实验。领导者设定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和确定的时间范围，并动员政治意愿来实现，因为他们清楚了解每一个步骤必将推动下一个步骤。因此，欧洲煤炭与钢铁共同体就这样发展成为欧盟。

但是之后发生了一些不幸的错误。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个由欧洲国家自愿组成的联盟转变成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而债务人无法履行义务，并且债权人设定了债务人必须遵守的条件。这种关系从来就不是自愿或者同等的。

德国成为欧洲的霸权大国，但是未能履行成功的霸权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那就是，超越自己狭隘的自我利益，去关注那些依赖他们的人们的利益。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行为与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德国的行为相比较：美国发起了马歇尔计划，最终导致欧盟的形成；德国实施了财政紧缩计划，服务于自身狭隘的利益。

在东西德合并之前，德国是推动欧洲整合的主要力量：德国始终愿意贡献稍微多一点点的力量，去接纳那些承受压迫的人们。还记得德国为满足玛格丽特·撒切尔关于欧盟预算的要求所作出的贡献吗？

但是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将东西德合并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当雷曼兄弟倒闭之时，德国并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承受任何额外的债务。但当欧洲财长宣布不允许任何其他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破产时，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正确读懂了选民的意愿，并宣布每个成员国应当照顾好自己的金融机构。这就是欧盟分崩离析的开始。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盟和欧元区变得日益功能紊乱。当时的状况远远偏离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情况，但是更改条约在进程上变得更加困难，最终无法实现，因为无法得到批准。欧元区成为了过时法律的受害者；亟需的改革也只能通过寻找过时法律的漏洞来实现。因此，机构变得日益复杂，而选民也被疏远。

反欧盟运动的兴起进一步阻碍了机构的运作。这些分离的力量在 2010 年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首先是英国脱欧，然后是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接着是意大利选民在 12 月 4 日大比例反对宪政改革。

现在民主制度正面临危机。即使在美国这个世界领先的民主国家，却选出了一个骗子和想要成为独裁者的人当选他们的总统。尽管特朗普在当选之后在措辞上有所收敛，但他的行为或他的顾问都没有任何改变。他的内阁成员由不称职的极端主义者和退休的将军组成。

前景如何？

我相信，民主制度将在美国证明其适应性。美国的宪法和机构制度，包括第四等级，足够强大，能够抵御过度的行政部门，从而预防想要成为独裁者的人真正的成为独裁者。

但是就不远的将来而言，美国将忙于国内的争斗，而受到针对的少数族群也将受苦。美国将无法在世界各地保护和推广民主制度。相反的，特朗普与独裁者将有更加密切的关系。这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与美国达成共识，而其他人则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继续为所欲为。特朗普更喜欢在防卫原则上达成交易。不幸的是，这在他的核心选民中非常受欢迎。

我特别担心欧盟的命运，欧盟正面临受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影响的危险，而后者的政府理念与开放社会势不两立。普京不是最近发展状况的被动受益者；他付出努力来实现。他认识到他的政权的弱点：可以开发自然资源，但是不能创造经济增长。他受到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其他地方的“颜色革命”的威胁。首先，他试图控制社交媒体。然后，通过一次成功的行动，他利用社交媒体公司的商业模式，传播虚假信息和假新闻，从而误导选民并破坏民主制度的稳定。他就是这样帮助特朗普当选总统。

在 2017 年的欧洲选举季，同样的事情也可能会在荷兰、德国和意大利发生。在法国，两个领先的竞争者接近普京，期望取悦他。如果任何一方胜利，普京对欧洲的支配地位将会成为既成事实。

我希望欧洲的领导者和公民都能认识到，这会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建立欧盟所依据的价值观。但是问题在于，普京用来破坏民主制度稳定的方法不可能用于恢复对事实和均衡现实观的尊重。

由于经济增长迟滞以及难民危机失控，欧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并将经历类似于苏联在 1990 年代初期所面临的状况。那些认为欧盟需要拯救以便再造的人，必须尽一切可能实现更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