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荣幸收到邀请，面对一群尊贵的观众发表演讲。欧盟委员会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欧洲货币联盟未来的反思文章，这将会引发辩论，我非常欢迎。我想与前一位演讲者一样，把我的演讲献给我的好朋友托马索·帕多阿·斯基奥帕。想到托马索就带给我苦乐参半的回忆。在他退休期间，我们成为紧密的合作者。我们共同努力，试图拯救欧盟，当时极少有人认识到欧盟正在迈向存亡危机。我坚信，他直到离世之前一直都在努力。我很高兴能够借此机会来纪念他。

 

在我谈到演讲主题之前，我想介绍我自己以及我的价值观。我是一名 86 岁的匈牙利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为了美国公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了解到什么类型的政治体制占据主导地位是有多么重要。这种生活经验的形成是在 1944 年希特勒的德国占领匈牙利的时候。要不是我的父亲了解当时状况的严重性，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为家人以及许多其他犹太人安排了假身份。在他的帮助下，大多数人都幸存下来。

 

1947 年，我从当时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匈牙利逃到了英格兰。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我受到了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影响，并在谬误性和反身性这两大支柱之上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理念。

 

我区分了两种政治体制类型：一种是人们选出领导者，领导者应该照顾选民的利益；另外一种是统治者试图操纵臣民，以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在卡尔·波普尔的影响下，我把第一种社会称为开放的社会，把第二种社会称为封闭的社会。在乔治·奥威尔的时代，封闭的社会最好描述为极权主义国家；如今，则可以称为黑手党国家，即表面上是一个民主的制度，但是统治者利用他们对媒体、司法的控制以及其他影响力来充实和维持他们的权力。

 

这种分类过于简单，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这两种体制类型的区别非常有用。我成为开放社会的积极倡导者，极权主义和黑手党国家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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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解释如果托马索·帕多阿·斯基奥帕还活着的话，他和我合作的事情。

 

我们试图拯救欧盟，以便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造。第一个目标——拯救欧洲，必须是首要任务，因为欧洲面临存亡危机。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第二个目标。

 

改造就必须重新获得欧盟以往所得到的支持。我们会回顾过往并说明做错的地方以及如何更正。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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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从过去开始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西欧得到重建，但是仍然受到苏联的威胁，后者占据了欧洲大陆的东部。在让·莫内的领导下，一群富有远见的人士希望将西欧整合成一个组织，里面的成员不会相互开战。这些富有远见的人士开启了卡尔·波普尔所谓的零星社会工程。他们设定有限但可实现的目标，确定时间范围，并获得公众支持，因为他们清楚知道每一个步骤必将推动下一个步骤。我们这一代的欧洲精英人士充满热情地作出响应。我个人把欧盟视为开放社会的体现。

 

一切都进展非常顺利，直到 1992 年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缔造者都知道，这份条约并不完整：建立了中央银行，但是没有建立共同的财政部。然而他们有理由相信，当有需要时，将会号召必要的政治意愿，并采取下一步。

 

可惜事与愿违。有两个事件干扰了进程：苏维埃帝国的瓦解和东西德合并，这两件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以至于人们把它们当作一起事件看待，然后发生了 2008 年金融危机，这是第二起事件。

 

让我首先来说说苏联解体和德国合并。德国总理科尔认识到，德国只能在更加统一的欧洲的前提下才能合并。在他富有远见的领导下，德国成为欧洲整合的主要推动者。德国始终愿意贡献稍微多一点点的力量，以至于每一次谈判都能转变成双赢的局面。密特朗总统希望德国在无需放弃过多国家主权的情况下，更紧密地融入欧洲。这个法德之间的协定便成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基础。

 

接着就是草拟宪法公约，寻求把主权转变成中央机构，尤其是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但是因为 2005 年法国和荷兰的全民投票而失败。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欧元危机期间，既成事实的政治权力转移到欧洲理事会，各国首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急需的决策。这种正式权力与既成事实权力之间的差异存在于我所称的“欧盟悲剧”的核心。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始于美国，但是对欧洲银行系统的打击更甚。2008 年之后，合并的德国既没有政治动机，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去继续推动进一步的整合。

 

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欧洲的财长们宣布，任何其他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都不得倒闭。但是，总理默克尔坚持认为，每个国家应当对自己的银行负责。她这样做是正确读懂了德国的民意。这就是从整合到分离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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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现在面临着存亡危机。我这一代的大多数欧洲人都支持进一步整合。随后的几代人把欧盟看作是敌人，剥夺了他们的安全和美好的未来。他们中许多人怀疑欧盟是否能够应对众多积累的问题。而反欧洲、排外政党的兴起更强化了这种感觉。这些政党的价值观恰恰与建立欧盟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从外部而言，欧盟四面楚歌——普京的俄罗斯、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塞西的埃及以及特朗普想要创造但无法创造的美国。

 

从内部而言，自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盟一直受到过时条约的管辖。这些条约与当前的局势越来越不相关。即使是让单一货币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要的最简单创新都只能在现有条约之外通过政府间安排来实现。因此，欧洲的制度运作变得日益复杂，最终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欧盟丧失运行机能。

 

欧元区尤其成为了最初意图的对立面。欧盟原本是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自愿组成的组织，他们愿意牺牲自己一部分主权来实现共同的利益。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转变成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债务国家无法履行债务，而债权国家规定了债务国家必须履行的条款。通过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债权国实际上让债务国无法摆脱债务。最终的结果既不是自愿，也不是同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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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欧盟照常运作，那就毫无改善的希望可言。所以欧盟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让·莫内发起的从上到下倡议使得整合进程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已经失去动力。现在我们需要合作行动，整合欧洲制度的从上到下方法与从下到上的倡议（这是与选民交流所必要的）。

 

英国脱欧将是一次极具破坏性的过程，对双方都有害。现在当欧盟面临存亡危机之时，大部分的损害都能感受得到，但是欧盟的注意力需转移到英国脱欧的谈判上。

 

欧盟必须抵制惩罚英国的诱惑，以建设性的方式开展谈判。欧盟应当借着英国脱欧的机会来推动引入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英国脱欧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会长达五年之久。五年在政治上可能非常漫长，尤其是像现在这样的革命性时期。在这段时间，欧盟可以把自己转变成诸如英国这样的其他国家想要加入的组织。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甚至在英国脱欧完成之前，双方可能有希望重新合并。那会是一个绝佳的结果，值得去努力。现在看来似乎无法实现，但实际上，还是可以达到的。英国是议会民主制。在五年时间内，英国必须举行再一次大选，而下一届议会可能会投票重回欧洲大家庭。

 

这样的欧洲将会在两大方面与现在的安排截然不同。第一，可以明确区分欧盟与欧元区。第二，能够认识到，欧元区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不能让这些问题毁灭欧盟。

 

欧元区受到过时条约的管辖，这些条约规定，所有成员国应在合乎资格的情况下加入欧元区。这就创造了一个荒唐的局面，而瑞典、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等国家已经明确表明，他们无意加入欧元区，然而他们仍然当作“预先加入国”来描述和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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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是表面性的，已经把欧盟转变成一个欧元区构成内核而其他成员下降到次级地位的组织。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假设，即各个成员国可能以不同速度前进，但是他们都朝着相同的目的地迈进。这就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盟”的要求，但已经被许多国家明确拒绝。

 

这种诉求需要摒弃。我们不需要“多重速度”的欧洲，我们应当致力于建立“多重轨道”的欧洲，让成员国有更广范的选择。这会产生深远的有利影响。

 

现在对于合作的态度是消极的：成员国想要重申他们的主权，而不是牺牲更多主权。但是如果合作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那么他们的态度可能会有所改观，而愿意者联盟目前所追求的某些目标可能符合普遍参与的资格。有三个问题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是不可或缺的。第一个就是难民危机；第二个是领土分离，正如英国脱欧；第三个是缺乏经济增长政策。

 

我们需要面对现实。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我们从非常低的基础开始，就难民危机的情况而言，趋势仍然是下降的。我们仍然没有欧洲移民政策。每个国家都实施其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并且通常会侵害其他成员国的利益。默克尔总理曾经表示难民危机有可能毁灭欧盟，她言之有理。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如果我们能够在缓解难民危机上取得重要进展，发展的势头可能朝着积极的方向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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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发展势头。在我的概念框架中，我称其为反身性。我可以看到一股势头正在形成，将会让欧盟变得更好。这就需要整合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策略，而且我看到这两者都在发展中。

 

关于从上到下的政治进程，在荷兰选举期间，我祈求好运，荷兰民族主义候选人基尔特·威尔德斯从第一跌到第二位。而我对法国选举的结果非常放心，在众多候选人中，唯一一位支持欧洲的候选人实现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并成为了法国总统。我对德国选举的结果更加充满信心，在那里，许多整合可能促成亲欧洲的联盟，尤其是如果反欧洲、排外的德国选择党继续分离瓦解的话。届时正在逐渐壮大的势头可能足够强大，能够克服最大的威胁，那就是意大利的银行和移民危机。

 

我还可以看到许多自发的从下到上倡议，而且重要的是，它们主要得到年轻人的支持。我心中有一个“欧洲脉搏”倡议，11 月在法兰克福发起，已经扩展到欧洲大陆的 120 个城市；英国的“保卫英国利益”运动；抵制波兰法律正义党，以及抵制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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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维克多·奥班在匈牙利遇到的抵制不仅让他震惊，也同样让我吃惊。他试图把他的政策当作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个人冲突来制定，并且把我当成了他残酷无情的宣传战的目标。他把自己塑造成匈牙利主权的守护者，而把我当做是卑劣的货币投机者——利用金钱让欧洲，尤其是他的匈牙利祖国充满非法移民，以达到某些隐晦而恶毒的阴谋。

 

这正好与我本人恰恰相反。我很荣幸地创建了中央欧洲大学，建校 26 年之后，在众多社会科学领域方面跻身全球 50 所最佳大学的名列。我慷慨资助这所大学，使其能够保卫自己的学术自由，不仅仅是抵御来自匈牙利政府的干预，还有来自于创立者的干预。

 

我强有力地抵制了奥班试图把我们理念上的差异转变成个人仇恨的做法，而且我已经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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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经验中，我学到了什么？首先，为了保卫开放的社会，仅仅依赖法治是不够的；你还必须勇敢地维护你所坚信的价值观。我所创立的大学以及我的基金会所支持的组织也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命运未卜。但是我相信，他们坚定地保卫自由，无论是学术自由还是结社自由，最终都将推动缓慢的司法进程。其次，我学到了民主制度不能从外界强制实施；必须由人民自己来主张和保卫。我非常欣赏匈牙利人民在抵制奥班政府所建立的黑手党国家的欺骗和腐败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方式。欧洲机构对波兰和匈牙利所产生的挑战作出响应的积极方式，也让我深受鼓舞。我认为德国人提出利用团结基金来实现强制执行目的的建议非常有希望。我看到欧盟的重生正在赢得更多更多的阵地。但这并不是它自身实现的。那些关心欧洲命运的人必须积极参与进来。

 

最后我必须发出警告。欧盟庞大笨重，行动缓慢，而且经常需要一致同意才能执行其规则。当两个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密谋反对时，这就难以实现！但是欧盟需要新的规则来维护它的价值观。欧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这需要欧洲机构的坚定行动以及民间社团的积极参与。让我们参与进来吧！